我是谁?我爱谁?——消除对于性别特征的刻板印象

长期以来,跨性别群体在社会上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甚至充满神秘的群体。而现在,这个群体的神秘面纱正在慢慢揭开。20日,《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》在荷兰驻华使馆公开发布。现场从多个角度出发,探讨了跨性别群体的生存现状。我们借机访问了发布会的嘉宾C先生,C先生是一位跨性别男性,是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当事人。他从跨性别男性的角度和我们聊了聊跨性别那些事儿。

困扰与压力

跨性别者从小就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质疑。就像C先生一般,他从小就认为自己是男孩子,却有着女孩子的身体。这种不认同感困扰着他许久,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同性恋,2007年他创办了“贵州黔程工作组”来帮助LGBT群体。“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跨性别,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,我再次怀疑自己,于是我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来摸索。2012年我明白了自己是跨性别男性。最终我选择站出来,面对公众,让更多的人不再困惑。”

“压力肯定是有的,其实最大的障碍来源于自己”,C先生说道,“不仅仅是社会压力,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心理压力。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承受不住自身的压力而想要自杀,这种感觉是绝望的。”如今选择站出来以后,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。“社会压力当然有,但其实对于大众来说,如今大家越来越容易理解和接受;反而更多的压力是来源于跨性别内部,很多跨性别者会认为,我们换了身份躲起来就好了,为什么要告诉大众?为什么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?为什么要将我们处于风口浪尖?但是即便如此,我也要选择站出来,只有更多的人了解接受这个群体,改变社会现状,压力才会真的减少。”

沟通与反抗

当明确自己的身份以后,欠缺的还有沟通。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,因此,许多跨性别者不敢和父母去谈这件事,父母也并不了解孩子的状况。其实,沟通是双向的。C先生因为16年的“跨性别就业歧视案”而被大众熟知,然而事实上,在这之前,他没有和父母沟通过自己跨性别男性的身份:“我很早以前就和父母说过我想当男生,我喜欢女生,父母认为我是同性恋,他们并不理解我,每每回家都会吵架。因此,当我明确自己是跨性别男性以后,也没有告诉他们。但是‘跨性别就业歧视’这件事登上了家里订阅的报纸,我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发现,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。”C先生顿时就放心了,也因此明白,之前的沟通是有效果的。

另外,就是自我抗争。C先生的父母更容易接受他的身份的另一个原因是,报纸上正面的文章。文章用积极地语言介绍了跨性别的含义以及与同性恋之间的区别。“其实当初这个新闻发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十分负面的形象,报社以一种猎奇的口吻发布了文章,并且上了各种头条。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会让大家对跨性别者有更深的误解,所以我主动去找省级报社,和记者聊了整整一个下午,新文章出炉,终于迎来了积极的声音。”C先生说道,“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个案子推动中国的反歧视就业法,为更多的人争取权益。”

荷兰跨性别现状

接下来聊聊荷兰的现状吧。在荷兰,当孩子们表现出与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不符的时候,父母一般会选择向专业的医疗机构咨询,了解孩子真实的想法、确定他们内心对自己的性别认同,以及给予相应的医疗支持。而绝对不是强制性地让孩子服从自己指派性别所应有的性别规范。

而荷兰的基本医疗保险中是包括跨性别医疗的,这是因为跨性别医疗并不是为了好看,而是为了消除当事人指派(生理)性别与性别认同不符的状态。对于跨性别者来说,首先需要的不是服从指派性别所应有的性别规范,而是感觉自己身心合一。因此,跨性别者所需要的医疗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。中国却并非如此,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医疗带来的问题。

根据荷兰跨性别者信息网站所用的定义,在荷兰有9万至36万的跨性别者。如果只考虑那些经历了性别重置手术和性别身份转换的人,数字会更低;但若从广义上来说,考虑那些性别认同和表达与出生时指派性别不同的人数的话,你会得到更高的数字。

另外,据今年上半年的报道,自从荷兰2014年开始实施跨性别法以来,跨性别人数大幅增加(在跨性别法实施以前,由于当时的法律规定,虽然跨性别者确认了自己的性别,但没有做过手术的话就无法改变性别)。根据新的跨性别法,跨性别人士不需要做变性重置手术、也无需经法院批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,在市政厅户籍登记处改变性别比以前容易得多。但社会和文化规划局的数据显示,跨性别者的境遇往往不如其他人。这,仍是荷兰需要努力的地方。

不论是荷兰还是中国,都需要共同努力去推动LGBT的权益!